半生漂泊回鄉(xiāng)路。40多年前的葉嘉瑩，是帶著鄉(xiāng)愁回來的。回鄉(xiāng)前，她筆下的詩詞始終彌漫著鄉(xiāng)思。她為此歸來，返回故土、返回祖國，也返回中華兒女的精神家園。

　　一切的鄉(xiāng)愁，都是文化的鄉(xiāng)愁。中華詩詞里有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共同回憶、共同情感、共同審美和共同追求，因而，中華詩詞也就成了中華兒女所獨有的故鄉(xiāng)。

　　一生致力于傳承中華詩詞文化，葉嘉瑩喚起的，也是我們對“故鄉(xiāng)”的記憶與思戀。

　　90歲那年，有人問葉嘉瑩：人生最大的困難是什么？她回答說：“是找到自己作為一個人的真正的意義和價值。”

　　這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，常說自己是個很平常的人，“一向并無大志”，但在歷經(jīng)艱辛坎坷的一生當中，葉嘉瑩從未有一刻放棄過對人生意義的求索。

　　她所尋求的“真正”的人生意義和價值，當然不是成功學里的那種“成功”，而是更高遠的東西。

　　“生活里邊有個東西，比其他東西都重要。”社會學家費孝通在分析一代杰出學人的精神特點時，曾用“匹夫不可奪志”的“志”來形容這種東西。“知識分子心里總要有個著落，有個寄托。一生要做什么事情，他自己要知道要明白。……沒有這樣的人在那里拼命，一個學科是不可能出來的。”

　　葉嘉瑩所尋求和踐行的，正是這樣一種“志”。而傳承中國古典詩詞文化，就是她生活里邊“比其他東西都重要”的那樣東西。

三歲時葉嘉瑩與小舅（左）及大弟（右）合影。（除注明外，本組照片均由南開大學文學院提供）

　　葉嘉瑩說，她親自體會到了古典詩歌里美好、高潔的世界，所以，要把“不懂詩的人接引到里面來，這就是我一輩子不辭勞苦所要做的事情”。

　　葉嘉瑩曾自言一生有兩大愛好：一是“好為人師”，二是喜好詩詞。所以，她給侄孫女起了小名“師詩”；她從21歲開始教詩詞，一直教到今天。

　　我們采訪了葉嘉瑩歸國講學后教過的從“50后”到“90后”的學生，問他們從葉嘉瑩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什么。

　　詩詞之美——當然了，但在詩詞之外，還有更多答案：有人說是“家國情懷”，是“責任感”；有人說是“樂觀”，是“怎么應對無常與苦難”；有人說是詩詞鑒賞視野的擴大與創(chuàng)作能力的提高；有人說是如何做人，如何過好自己的一生……

　　按照農(nóng)歷算法，今年是葉嘉瑩的期頤之年。從1979年，她從海外回國講學算起，至今已經(jīng)過去40多年了。

　　因為年事已高，精力大不如前，葉嘉瑩近三年沒再出席過現(xiàn)場活動，也沒再辦過講座。今年年初，她住進醫(yī)院，即使是在病床上，也一期不落地親自審校了在《新華每日電訊》草地周刊上連載的詩歌講稿。

　　疫情期間，她還親自讀誦并審定了《葉嘉瑩讀誦納蘭詞全集》的348首詞。

　　“我們聽到錄音，眼淚都下來了。”與葉嘉瑩合作這部書的納蘭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劉子菲說，“先生錄了20多個小時，剪出來是四五個小時的錄音。我們本來計劃請她每個詞牌下面，只讀誦一首，作為示范。但先生說，同樣的詞牌，押的韻也不太一樣，我還是全都給你讀了吧。”

　　以詩詞為生命，也以生命為詩詞。每當有機會為古典詩詞的傳承做事時，葉嘉瑩從來不惜力。

1941年高中畢業(yè)前的葉嘉瑩（左）。1945年大學畢業(yè)獲學士學位的葉嘉瑩（右）。

　　歸來的前奏

　　走近葉嘉瑩，須到葉嘉瑩自己的詩詞中。因為這里有她最誠摯的自白。

　　1948年，24歲的葉嘉瑩隨新婚剛過半年的丈夫離開故鄉(xiāng)北京，輾轉(zhuǎn)赴臺。此后30年，她走得越來越遠。

　　思鄉(xiāng)，是她這階段詩詞里最深情、顯著、連續(xù)的主題。

　　到臺灣不久，葉嘉瑩的丈夫被投入監(jiān)獄，葉嘉瑩自己也抱著未滿周歲、還需哺乳的女兒遭受拘留。被釋放后，她無家可歸，流離失所，帶幼女在親戚家狹窄的過道打了幾個月地鋪。在詩中，她說自己是“轉(zhuǎn)蓬辭故土，離亂斷鄉(xiāng)根”。

　　連臺灣街頭那些年年盛開的鳳凰花，都會激起她的思鄉(xiāng)之情，因為故鄉(xiāng)北京沒有這種花。“南臺風物夏初時，昨宵明月動鄉(xiāng)思。”

　　多少次，她在夢里回到老家的四合院，卻發(fā)現(xiàn)所有房門都緊鎖著。“故都北望海天遙，有夜夜夢魂飛繞。”她帶著嘆息，在一套散曲里寫盡故鄉(xiāng)當日風光好，說“怎甘心故鄉(xiāng)人向他鄉(xiāng)老”。

　　1966年，葉嘉瑩受邀赴美國哈佛大學訪學，故鄉(xiāng)離她更遙遠了。辦公室窗外一棵高大的楓樹，使她想起故鄉(xiāng)也有這樣的樹，可自己何時能回去呢？“從去國，倍思家。歸耕何地植桑麻。廿年我已飄零慣，如此生涯未有涯。”

上世紀70年代在哈佛燕京圖書館。

　　幾年后，葉嘉瑩赴加拿大執(zhí)教，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教書不到半年，就獲聘終身教授。她將父親、丈夫和兩個女兒都接到身邊。生活越來越安穩(wěn)，可她依然覺得“流離失所”。

　　“鵬飛誰與話云程，失所今悲匍地行。”在祖國，她用母語教書，像大鵬鳥一樣在中國古典詩詞的世界里，海闊天空，自如翱翔；到了國外，以陌生的英文講解中國古典詩詞，她覺得像從天上掉到地上爬。她日益強烈地感到：“我的故鄉(xiāng)在中國，古典詩詞的根也在中國。”

　　葉嘉瑩隨時準備著收拾行裝，踏上歸程。

　　1971年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建立。1973年，葉嘉瑩就前往大使館申請回國探親。第二年夏天，她終于踏上一別26載的故土。這一年，葉嘉瑩50歲。

　　“卅年離家?guī)兹f里，思鄉(xiāng)情在無時已。一朝天外賦歸來，眼流涕淚心狂喜。”在久別重逢的祖國，葉嘉瑩寫下一首長達1870字、洋溢著激動喜悅之情的《祖國行長歌》，她內(nèi)心埋藏了幾十載的鄉(xiāng)情必須以這樣的長度噴薄抒發(fā)。

　　及至1978年春，大學恢復招生不久，葉嘉瑩就寄信給教育部，申請利用每年假期時間回國教書。兩年前，她剛遭受命運最沉痛的打擊，長女罹難于車禍。一年前，她第二次回國探親，在火車上看到有年輕人捧讀《唐詩三百首》。“我當時覺得，中國真的是一個詩歌的民族，盡管經(jīng)歷了那么多劫難，還是用詩歌來表達自己。”“我本來以為，我平生學的這點東西，是沒辦法報效祖國了。看到這種情景，我想我還可以回國教書。”

　　人們一般認為，是喪女之痛改變了葉嘉瑩的后半生，使她警醒于人世的短暫無常，轉(zhuǎn)而去主動擔荷更大的使命。葉嘉瑩自己也講過，她當時決定打破小我，把一切奉獻給詩詞傳承時的所思所感。“我對自己未來的人生有了新的期待和寄托，我發(fā)現(xiàn)我還可以回國教我喜歡的詩詞，我還可以把我繼承下來的一些傳統(tǒng)回報給自己的國家。”她后來總結(jié)說，這既是為報國，也是為給自己的生命尋找一個意義。

　　其實，葉嘉瑩思想上的一些變化，此前數(shù)年便有端倪。在完稿于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《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》一書中，她對年少起就十分鐘愛，“惟覺其深入我心”，欽仰其“清者”品格的王國維做了反思和批評，認為他“獨善其身”而以“清者”自命，最終選擇自沉身死，實際是出于一種懦弱的道德觀。結(jié)合王國維的性格與其所處的文化激變的時代，葉嘉瑩指出：時代既有負于王國維，王國維也有負于所生之時代。

　　這些思考伴隨她對中國革命建設的關注不斷深化，到1978年，葉嘉瑩為上述著作補寫后敘，談及研究過程中心態(tài)的轉(zhuǎn)變，她自省過去的悲觀消極，不問世事，惟想潔身自保。“然而現(xiàn)在的我卻有了另外的想法，我所感到的不再是遠之唯恐不及，而卻是參與的有所不足。”

　　她不愿意僅僅獨善其身，她愿意把自己的手浸到現(xiàn)實的染缸里。2020年上映的聚焦葉嘉瑩的文學紀錄電影《掬水月在手》，英文片名取自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，“Like the Dyer’s Hand”（染匠之手），寓意詩詞之于葉嘉瑩，猶如染料之于染匠，浸潤已久，留下洗不去的色彩。

　　實際上，這雙細撫詩詞的染匠之手，也是一雙入世之手。

　　1944年，剛滿20歲、還在北京輔仁大學讀書的葉嘉瑩，在給影響自己一生的老師顧隨的和詩中寫過這樣的句子：“入世已拼愁似海，逃禪不借隱為名。”

　　“我也不知道為什么當時年輕的自己會說出這樣的話。這兩句我很喜歡。”葉嘉瑩后來說，“我覺得這兩句詩真正表達了我立身處世的理念。”

　　想不負此生，就要入世，就要能擔起種種苦難。不需要靠隱居來追求清高，在塵世也可以保住本心不受沾染。

　　顧隨曾在講課中說，人不能不踩泥、不吃苦、不流汗。批評南宋姜夔的詞就是太“干凈”，是“白襪子不踩泥”，這種人不肯出力，不肯動情。

　　葉嘉瑩也說，號稱要逃到禪里去的人，有時其實是自私和逃避，因為不沾泥，就永遠不會錯，不用負責任。

　　回到1978年春天，做下事關后半生的決定，54歲的葉嘉瑩在異國的傍晚，穿過一大片寂靜的樹林，去寄那封申請回祖國教書的信。看著落日余暉灑落樹梢，她思考著“余生何地惜余陰”，急切盼望著再度踏上歸途。

　　這一次，她要為詩詞還鄉(xiāng)，她已經(jīng)做好沾染雙手的準備。不是落葉歸根找歸宿，而是“入世已拼愁似海”。

　　先生的課堂

　　要到葉嘉瑩的課堂上，來了解葉嘉瑩。因為這里有她最熱誠的辛勞與快樂。

　　從1945年大學畢業(yè)，去中學教書算起，至今，葉嘉瑩已經(jīng)當了78年的老師。她曾自謙說，自己沒能成為很好的詩人，也沒能成為很好的學者，因為在這兩條路上，都沒有全身心地投入，“但是在教學的道路上，雖然我也未必是一個很好的教師，但我卻確確實實為教學工作，投入了我大部分的生命”。

1956年葉嘉瑩在臺北教書。

　　作為老師，葉嘉瑩似乎天生會講課，而且“會講”到不可思議的程度。

　　20世紀40年代，她大學畢業(yè)即到北京一所中學教書，因為課講得好，又被兩所中學請去兼課。那段時間，她每周教書30課時，一人教了三所中學五個班的國文課。

　　20世紀50年代，葉嘉瑩在臺灣大學任教，因為課講得好，淡江大學、臺灣輔仁大學等高校也都搶著請她去開課。她還在廣播電臺講大學國文，在電視臺講古詩。有節(jié)目觀眾跑到電視臺樓下要見她，沒記住葉嘉瑩的名字，說自己要找“李清照”。

　　后來遠赴海外教書，最初英文不熟練，葉嘉瑩每天都要查著詞典，備課到深夜，可她課講得好，接手時，只有十幾個學生選修的中國古典文學課，在她手上變成六七十人選修的大課。

　　1979年春，葉嘉瑩的歸國講學申請獲批準。3月，她先被安排在北大講課，不久，應恩師顧隨好友、南開大學李霽野教授的邀請，轉(zhuǎn)赴南開授課。

　　當年聽過這些課的人，至今記得她課上的盛況。起初，對于大部分師生，葉嘉瑩只是個突然而至的陌生人，但她的課堂一旦開啟，中國古詩詞與她授課的特有魅力立即俘獲了學生們，一傳十、十傳百，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校內(nèi)外聽眾。

　　葉嘉瑩講課的南開大學主樓111階梯教室，約能容納300人，結(jié)果加座加到了講臺上，最后教室的地上、門口、窗邊都擠滿了人。“一點都沒夸張。”南開大學原常務副校長陳洪當時還在讀中文系研究生，他形容葉嘉瑩的到來如“一陣清風”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　　“首先，剛經(jīng)歷‘文革’，很多老師還沒走出之前模式化的思維。葉先生一來，完全送來了新的東西。她結(jié)合具體作品和自己的人生體驗，從審美的角度來分析文學作品，這就讓大家耳目一新！另外，她的個人魅力，她的博聞強記，講稿都不拿，上來就是‘跑野馬’地講……”陳洪說。

　　葉嘉瑩在詩中記錄了當年的場景：“白晝談詩夜講詞，諸生與我共成癡。”她也在詩中表露了自己一介書生的報國之心：“書生報國成何計，難忘詩騷李杜魂。”

　　那時在天津師范大學讀書的徐曉莉，是葉嘉瑩課堂上的外校旁聽生。因為葉嘉瑩的課太受歡迎，教室里人太多，南開中文系開始發(fā)蓋章的聽課證，憑證入內(nèi)。有外校學生拿蘿卜刻章，仿冒出一批“聽課證”，徐曉莉也借此進了教室門。

　　“我1956年出生，‘文革’期間上完技校，分在無線電元件廠做模具鉗工。1978年，22歲上大學，正是現(xiàn)在一些孩子追星的年齡。我學師范，之前又在工廠做模具，當年一看到葉先生，我就覺得找到了一個模范。”徐曉莉說。她感覺在葉嘉瑩的課上，每首詩、每個詩人都在講述中活了過來，并自此活在她心里。

　　“葉先生最喜歡講大課。”葉嘉瑩的侄子葉言材告訴我們，“姑母曾說，講大課更能感受到與聽眾之間的相知和心靈的相通。”

　　葉嘉瑩的學生黃曉丹2007年來南開讀博之后，也留意到葉嘉瑩講大課和講小課時的不同狀態(tài)。“南開新生入學時，葉先生要給新生做一個講座。講座前，我們覺得葉先生近來身體不太好，看起來沒什么力氣，但她一上講臺，整個人好像忽然就有了力氣，連講兩個鐘頭，而且是站著講，講到興奮處，聲情激壯。”

　　“到大概三年前，她講課都站著講，而且課上不喝水，休息時間才喝。”陳洪說。他感嘆葉嘉瑩與眾不同的講課熱情，是她區(qū)別于其他人的重要特點。

　　有一次，年逾九旬的葉嘉瑩一連講了兩個多小時課，陳洪在臺下遞紙條，希望她休息。“她看看我，沒理，接著講，要把問題給講完。我中間兩次提醒，感覺她都有點不高興了。最后從上午講到下午一點多，你說這是什么樣的熱情？”

1999年，葉嘉瑩在南開與研究生討論。

　　至于葉嘉瑩給研究生們開的小課，那是另一種風格，更松弛、更平靜，但同樣迷人。

　　小課一般每周一到三次，開在晚上，在葉嘉瑩家里上，一次兩三個小時。所有葉嘉瑩的碩士、博士、博士后不分年級地聚在一起，談詩論道。有學生覺得，氛圍有點像那種同道之人的文化沙龍。

　　“葉先生的小課，主體是學生自己講。她布置一些書目，讓我們準備，聽我們講的時候不時插話講解。”遲寶東是在南開最早“享受”小課待遇的學生。1997年，他跟隨葉嘉瑩讀碩士，是葉嘉瑩在南開大學帶的首屆碩士生之一，后來又成為她在南開培養(yǎng)的首位博士生。

　　從那時起，聽葉嘉瑩小課的就不只是她自己的學生，還有其他專業(yè)、別的老師的學生，以及徐曉莉這樣因為聽課結(jié)緣的社會“粉絲”。

　　小課上，學生們會互相討論。“這些討論特別有意思！你還可以聽到葉先生贊賞什么、糾正什么，我特別受益。”徐曉莉說。她當時已是天津廣播電視大學的老師，也是葉嘉瑩課上永不畢業(yè)的“留級生”之一，從大學開始追著葉嘉瑩聽課，一路聽到自己退休后。

　　“討論到什么問題，葉先生覺得有價值、有興趣，她就講上了。”葉嘉瑩的2003屆博士汪夢川說，她旁征博引，然后，“一晚上就過去了”。

　　汪夢川認為小課的氛圍輕松。“葉先生不會給學生指定研究題目。她有句名言：你們想做什么題目都可以。她不要求學生走她的路子，你聽課受到啟發(fā)，對哪方面產(chǎn)生興趣，就自己選題目去做。”

　　黃曉丹覺得，葉嘉瑩自己也很享受這樣上課，“而不是我有個教學大綱、教學任務，一定要教什么的上課方式”。

　　在黃曉丹的回憶里，小課上流動著自在無拘的氣息。“常有朋友從海外回來看她，帶來很多巧克力。于是，我們上課前，隔三岔五地，會先分巧克力。有時候，葉先生講到哪個問題，說我在哪篇論文里寫過一段什么評價，大家就會翻書架，第一個翻出這段話的同學就很得意。翻出來后，大家一起再讀一遍。”

　　博士畢業(yè)后，黃曉丹也當了大學老師。在教書過程中，她一次次重讀和重新理解著導師，“發(fā)現(xiàn)了葉先生作為老師很了不起的地方”。

　　黃曉丹說，作為古典文學愛好者，不喜歡的詩人可以不看；作為古典文學研究者，也可以不去了解研究領域之外的作者；但是當教師是很特殊的事情。“我講中國古代文學史，從《詩經(jīng)》講到清末，沒有哪個重要詩人可以不感興趣就不講。但有些詩人我天然更容易理解，另一些天然不理解。這時，看葉先生的書，我發(fā)現(xiàn)她擁有那么寬闊的視野和那么多理論武器。要找一個很會講李白、很會講杜甫的老師，很容易。但要找能講100個詩人，而且把這100個詩人的不同、好處都講出來的老師，非常難。但葉先生這方面做得相當好。”

　　“為什么她能做到？”黃曉丹說，“因為她是個很負責任的老師。她的樂趣是把自己有感覺、能激發(fā)自己的東西讓學生也能聽得懂、感受到。以這樣的標準，在與活生生的人交流的教學實踐中，長期積累下來，她自然會變成現(xiàn)在的樣子。”

　　她所講的，不僅是詩詞里的知識，更是詩詞里的生命。

2016年，葉嘉瑩在南開大學演講。（韋承金 攝）

　　為詩詞干杯

　　葉嘉瑩講授詩詞的方式，深受老師顧隨的影響。她形容自己大學時聽顧隨講課，“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內(nèi)的飛蠅驀見門窗之開啟，始脫然得睹明朗之天光，辨萬物之形態(tài)”。

　　顧隨曾說，詩根本不是教訓人的，而是感動人，是“推”、是“化”。因而，顧隨講詩，最重感發(fā)而不重書本上的知識，講起課來，“全任神行，一空依傍”，有人說他是“跑野馬”，沒有章法可循。

　　葉嘉瑩講課，繼承了顧隨的重感發(fā)、“跑野馬”，但也有許多區(qū)別于自己老師的地方。

　　“葉先生的書肯定比顧先生的容易懂。”汪夢川說，“顧先生講得太玄妙了，是給‘利根人’說法。葉先生是掰開揉碎了講，給‘鈍根人’說法。她希望更多的人聽得懂，所以就得這么講。我認為是有意為之。”

　　課講給誰？——這是葉嘉瑩的另一個有別于顧隨之處。在她的時代，戰(zhàn)亂已遠去，四處有課堂。

　　從1979年，55歲的葉嘉瑩歸國講學開始，其后幾十年，60歲，70歲，80歲……她年年都拉著裝滿書的行李箱，告別親人，從大洋彼岸獨自坐十幾個小時飛機，回國講學。一直講到90歲，課還要講，她在各界支持下決定定居國內(nèi)，繼續(xù)講。

　　她不只是在南開大學講。用陳洪的話，葉嘉瑩是以南開為“據(jù)點”，四面八方去講。北京的高校、天津的高校、上海的高校、東北的高校、新疆的高校、四川的高校、云南的高校、湖北的高校……只要有學校請她，她安排出時間，就一所所去講。

　　她也不只是在高校講，中學、小學、幼兒園，她全都去；她不只是給學生講，政府官員、企業(yè)家、科研人員、社會公眾、出家人……她都給講。真正的有教無類。葉嘉瑩講學的足跡還不只是在中國，日本、新加坡、歐洲、北美，她都去講過。

　　“這是葉先生很特殊的地方，她影響了一大批人，她是把傳承當成了自己的使命。就這一點，中國再有哪個學者能做到？葉先生這樣的人，不是萬中挑一，是百萬、千萬中的唯一。”陳洪說。

　　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沈立巖，是南開1982屆的學生。年輕時他聽過葉嘉瑩講課，后來留校任教，擔任過文學院院長，主持了不少葉嘉瑩的講座。“葉先生雖然看起來柔弱，但她身上卻隱然有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氣度。她是真正把詩詞與自己的人生打成一片，所以聽葉先生講課，你會覺得那不是先生在講詩詞，而是詩詞在講自己。”

　　沈立巖把葉嘉瑩與孔子作比，“孔子顛沛四方，為的是傳道。葉先生一生中也是奔走四方，為的也是傳播中華文化之道。她之所以能夠歷盡磨難而屹立不倒，是因為有幾千年中華文化強大的精神支柱。而且葉先生之所以可貴，就在于她不是偶一為之，而是用自己畢生的心血和生命在做這件事。”

　　遲寶東記得，有年中秋，葉嘉瑩和學生們聚餐。大家請她說兩句提酒詞，“她說我也不會提酒啊，琢磨了半天，最后說：‘為詩詞干杯！’”

　　“理解了她的家國情懷，理解了她對詩詞的情懷，就能理解那些普通人做不到的事，在她是非常合乎邏輯的。”遲寶東說。

　　有幾年，葉嘉瑩跟學生們交流過她對市場經(jīng)濟浪潮中，人們重物欲、輕精神文化的擔憂。

　　“葉先生老說要把她感受到的古典詩詞里面好的東西傳下去，不然，上對不起古人，下對不起來者。而傳承詩詞面臨時代發(fā)展的問題。一方面，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的那個階段造成傳統(tǒng)文化熱度下降；另一方面，現(xiàn)代社會語境跟古代發(fā)生了很大變化，要讓當下的人理解古詩詞，難就難在這里。”遲寶東說，“明知其難，葉先生還是堅持做，慢慢變成詩詞傳承的一面旗幟。近些年，我們經(jīng)濟發(fā)展到一定程度，大家又回頭認識到傳統(tǒng)文化的意義，但從認識到理解，需要橋梁。葉先生為我們搭建了橋梁。她結(jié)合當下把詩詞講活了，激活了古典詩詞新的生命。”

　　很多人記得，在一次講座后，有學生問葉嘉瑩詩詞有什么用，她毫不遲疑，朗聲作答：“讓人心靈不死。”

　　修辭立其誠

　　對待學生，葉嘉瑩是溫和的。遲寶東從沒見過她厲聲訓斥學生，他作業(yè)里出現(xiàn)錯別字，葉嘉瑩溫聲提醒：“寶東啊，你這樣不行，要多注意。不然人家說葉嘉瑩的學生還有錯字，這可不太好。”他聽了，比受斥責還羞愧，“覺得太對不起老師了”。

　　汪夢川也記得貪玩偷懶，沒做好功課時，老師帶著無奈的笑語，“她說我真是不適合當導師，我不會管學生，我就沒辦法逼你們。她用這種方式說，我們就很慚愧”。

　　但對待學生，葉嘉瑩也是嚴格的。她為人為學求真求誠求實，平生最厭惡虛偽浮夸的人事。

　　徐曉莉印象特別深的，是在一次小課上，葉嘉瑩說了重話。“她發(fā)現(xiàn)現(xiàn)在的學風太浮躁，有學生寫論文就上網(wǎng)一搜，東抄西抄。有的人慕名來考研究生，來了又不用心，恨不得就要一個名。她說我正式告訴你們，如果想要的是虛名，在我這里是通不過的，覺得委屈，可以轉(zhuǎn)專業(yè)。”

　　還有一件讓徐曉莉記憶猶新的往事。那是1981年，葉嘉瑩回國講課引發(fā)轟動后，有媒體想做一篇寫她愛國愛天津的文章，刊發(fā)前請葉嘉瑩看稿。“葉先生看完，先是不說話，抿著嘴笑，她其實不滿意。她說我來天津，也不非得說是對天津糖葫蘆鐘情，我來天津是為了講課。她指著我們說，我倒覺得這稿子不如讓她們寫，也許她們的文筆幼稚，但她們的感情是真誠的。”徐曉莉說，“葉先生講，修辭立其誠，空洞的話說多了，就麻木了，她說你們要實事求是，不要弄花花草草。”

　　“‘花花草草’和‘東說西說’，在葉先生那里都是貶義詞。”黃曉丹說，“有時候，我們說某某學者怎么說，某某某又怎么說，她就說這是一個‘東說西說’，只是人家的觀點，東抄西抄來的，沒有你自己的看法，無關你自己的生命體驗。她看不上這種東西，如果發(fā)現(xiàn)了，是不放過的。”

　　在今天的學術評價體系下，發(fā)論文是年輕學者們要緊的現(xiàn)實考量，但葉嘉瑩從不催學生們發(fā)論文，也不幫學生們發(fā)論文。

　　“很多人以為我們作為葉先生學生，可以掛她的名，很容易地發(fā)論文或者搞項目，其實根本沒這回事。你要真是葉先生的學生，你也不屑于做這種事，葉先生也反對這種事。”汪夢川說。

　　他覺得幾十年來，對學術圈里的一些世俗現(xiàn)實之物，葉嘉瑩一直都“不太懂”。師與生，教與學，在她眼里始終是很純粹的關系。

　　汪夢川讀博時延期畢業(yè)了一年，結(jié)果被葉嘉瑩拿來給師弟師妹做學習典范，說他為打磨出一篇好論文，要多讀一年書。“我很慚愧，如果再勤奮一點，本來是不必延畢的。但在葉先生眼里，這是精益求精，她覺得把東西做好最重要，她可能甚至不知道延畢這一說。”

　　葉嘉瑩對學生的嚴格與寬容，往往體現(xiàn)在跟其他老師不同的地方。黃曉丹說：“比如，其他老師會很現(xiàn)實地替學生考慮，你不要延畢，你多發(fā)幾篇核心期刊論文，不然不好找工作。葉先生不想這些，她覺得讀書不為稻粱謀。她也不覺得學生去一個985高校當老師比去教小學好。我們那兩屆，有一個同學去了中學，一個去了小學，葉先生覺得這是很有志氣的表現(xiàn)，學生從小培養(yǎng)，比上大學后再培養(yǎng)更有效。”

　　當年，葉嘉瑩在南開的首個博士生遲寶東畢業(yè)，葉嘉瑩告訴他：“我不限制學生做什么，我學生各行各業(yè)都有，相信你們會在各自崗位上盡你們的力。”遲寶東后來進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編教材，始終記得老師的話。“我總是帶著責任感做這件事。你學到葉先生的精神，到哪里都會找到自己應該干的事，應該負的責任。”

　　發(fā)論文不重要，把研究做好重要；找到什么工作不重要，盡自己的力把工作做好重要。葉嘉瑩的邏輯并不復雜，但是，投身現(xiàn)實生活后，年輕的后輩們都能對此信服嗎？

　　葉嘉瑩身體力行地提供了一部分說服力。正如她經(jīng)常說的那句話：偉大的詩人用生命來寫詩，用生活來實踐詩。葉嘉瑩用自己的生活，實踐了每一條她深信的理念。

　　很多事情，葉嘉瑩能做到，是因為她對精神與心靈上的追求有多全神傾注，對功利和物欲就有多敷衍應付。她認為：“一個人不能只活在物質(zhì)世界，那樣的人經(jīng)不住任何打擊，也經(jīng)不住任何誘惑。”

　　當年葉嘉瑩回國講學后，有二十幾年不僅講課分文不取，連旅費都自付倒貼。1997年，她把一輩子教書得來的退休金，拿出一半，十萬美元，捐給南開大學，獎勵古典詩詞學得好的學生。后來，又把出售北京故居和天津住房所得的錢全部捐給學校，設立“迦陵基金”，推動古典詩詞教育和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傳承。

　　葉嘉瑩的秘書可延濤是她的學生，2004年畢業(yè)后一直留在老師身邊。“先生對學問的要求很嚴謹，但是對個人生活的要求卻很低，特別不愿意在吃飯穿衣這樣的瑣事上浪費時間和精力。”

　　可延濤回憶，他留校工作的頭幾年，葉嘉瑩還沒請保姆，所以每年9月她來南開大學前，可延濤都要為她準備一些食物，買得最多的，就是速凍水餃。

　　“這也是先生在電話中反復交代的。我向先生列舉單一食品的不健康之處。先生說：‘我在哈佛大學的時候，一日三餐都是三明治。在溫哥華時，每天午餐也是自己早上做一個三明治，帶到學校。幾十年都是如此，既省事，又節(jié)約時間。’”

　　有一回，可延濤足足買了10斤水餃，塞滿冰箱的冷凍室。葉嘉瑩看到后，連聲說好，很愉快地表示未來十天半個月都不用考慮做什么飯了。

　　一個人，怎么能天天吃凍餃子、幾十年吃同一樣東西而不發(fā)膩呢？

　　孔子說：“士志于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”葉嘉瑩是“志于道”，以至于眼中根本沒有“惡衣惡食”吧。

　　可延濤說，從讀書時算起，他已經(jīng)在葉嘉瑩身邊待了22年，發(fā)現(xiàn)自己這位老師，盡管年齡在增長，心態(tài)卻和22年前幾乎沒有多大變化。

　　直到前兩年，葉嘉瑩每天工作還長達10小時以上，近兩年才因為身體原因，減少了大量的讀寫。“在先生心中，有一個理想和信念，就是傳播中華傳統(tǒng)詩詞文化，這是先生廣大恒久的追求和向往，也是她這么多年來，遇到許多人生挫折和困境，依然初心不改，依然保持樂觀積極向上心態(tài)的原因。”可延濤說。

　　“‘士志于道’，這是士最大的特點。”沈立巖說，“《論語》中，曾子說：‘士不可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，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遠乎？’這就是士的特點，對精神生活——而且不僅是自己的精神生活，是人類的精神生活——的關注度，遠遠超過對個人物質(zhì)生活的關注度，有一種對建設公共價值或者共同價值的志向。我覺得葉先生確實帶有中國傳統(tǒng)士人那種以行道為己任的精神。”

　　不過，能做到葉嘉瑩這樣的人畢竟有限。而盡管對學術圈里的現(xiàn)實俗務“不太懂”，葉嘉瑩也一定感受過年輕后輩們的壓力。

　　2014年，南開大學物理系學生閆曉錚跨專業(yè)報考中國古代文學碩士研究生失利。準備再戰(zhàn)前，他將自己的感觸寫進郵件，發(fā)給葉嘉瑩，沒料到竟收到葉嘉瑩的電話。

　　“葉先生首先覺得我對古代文學、對詩詞感興趣是很好的，但她也很在意這對我今后生活的影響，說物質(zhì)生活上未必像學理工科那么好。”閆曉錚回憶。

　　堅持了自己的選擇，閆曉錚第二年考上文學院的碩士研究生。如今，他已成為葉嘉瑩的研究助理和新晉博士生。

　　“弱德”的力量

　　“真是光陰似箭啊。”葉嘉瑩最近一次出現(xiàn)在公眾視野里的畫面，來自今年8月，中華經(jīng)典誦寫講大賽“迦陵杯·詩教中國”詩詞講解大賽上公布的一段她給選手們錄制的講話。

　　視頻中，葉嘉瑩回顧了自己從三四歲背詩到將近百歲，仍以講詩歌為業(yè)的一生，說學詩“實在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”。

　　“你如果學了詩，內(nèi)心之中，就對人類、世界、萬物有一種關懷，看到草木的生發(fā)就欣喜，看到草木的零落就悲哀，是詩的這種感發(fā)，使人與人之間有了溝通和交流，也使人對萬物有了一種興發(fā)感動的關懷。”

　　她請大家注意：她的頭發(fā)沒有全白，有人以為是染過；她的臉上有紅潤，有人以為是涂的胭脂。“這完全是一種錯誤！我從來沒有化過妝，能夠保持頭發(fā)黑，臉色好，我可以證明，這也是學詩的重要好處。”

　　她真摯又快樂的發(fā)言感染了所有人，在現(xiàn)場引起一片笑聲與掌聲。

　　不要忽略葉嘉瑩的快樂。她提醒人們思考：自己對生命真正價值的關心是否足夠？又是否感受過求索這種價值帶來的超越物欲的喜悅？

96歲的葉嘉瑩在南開大學寓所。（韋承金 攝）

　　“她做詩詞傳承這么些年，一般人都覺得有點悲壯、孤獨，但她其實不是，她是樂在其中的。哪怕隨便跟一個人講講，那個人只要愿意聽，她就會很開心。”遲寶東說。

　　南開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馮大建還在讀書時，曾經(jīng)跑去問葉嘉瑩，為什么她要付出那么多來做詩詞傳承這些事？得到的回答是：“我喜歡。”

　　被問及跟在葉嘉瑩身邊，能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什么？葉嘉瑩的學生、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張靜說：“她很堅強。”

　　張靜很喜歡葉嘉瑩寫于1980年的那首《踏莎行》：

　　一世多艱，寸心如水。也曾局囿深杯里。炎天流火劫燒馀，藐姑初識真仙子。

　　谷內(nèi)青松，蒼然若此。歷盡冰霜偏未死。一朝鯤化欲鵬飛，天風吹動狂波起。

　　“以無生之覺悟為有生之事業(yè)，以悲觀之心境過樂觀之生活。”從剛回國講學起，葉嘉瑩就常提到這兩句話。最初，她假托老師顧隨之口說，后來，她坦承這是她自己歷盡劫難后的感悟。

　　戰(zhàn)亂中生離死別之苦、動亂下流離失所之苦、婚姻不幸之苦、中年喪女之苦，還有詩詞傳承中的種種艱辛曲折……葉嘉瑩已嘗過命運贈與的多少種人生至苦？但她的身上，始終有向上、向前、向好的達觀。

　　生于1997年，正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張元昕，是葉嘉瑩最小的碩士研究生。受長輩教導，這個在美國出生長大的華裔女孩自小就立下“弘揚中國文化”的志向，并在13歲時，被南開大學文學院破格錄取，在葉嘉瑩身邊度過了6年時光。

　　張元昕認為，葉嘉瑩的學問與人品是渾然一體的，這也正是時代所需要的品質(zhì)。“葉先生是有道之人，她用自己的整個生命實踐著自己之所學，她的修養(yǎng)境界與她的學問是相應的。跟隨先生之前，少年的我只知道詩詞能對一個人的內(nèi)心產(chǎn)生作用，但不知道經(jīng)過一生的積累，那個人會是什么樣的狀態(tài)。葉先生讓我們所有人都看到了，‘溫柔敦厚者，詩之教也’。”

　　在研究朱彝尊愛情詞的美感特質(zhì)時，葉嘉瑩創(chuàng)造了一個叫“弱德之美”的概念。

　　“這種美感所具含的乃是在強大之外勢壓力下，所表現(xiàn)的不得不采取約束和收斂的屬于隱曲之姿態(tài)的一種美……就是豪放詞人蘇軾在‘天風海雨’中所蘊含的‘幽咽怨斷之音’，以及辛棄疾在‘豪雄’中所蘊含的‘沉郁’‘悲涼’之慨，究其實，也同是屬于在外在環(huán)境的強勢壓力下，乃不得不將其‘難言之處’變化出之的一種‘弱德之美’的表現(xiàn)。”葉嘉瑩寫道。

　　后來，這個詞被人們加以引申，用來形容葉嘉瑩本人。但有時，它也會被曲解成逆來順受、委曲求全。

　　“實際上，‘弱德’指的不是放棄、躺平，而是在重壓和不利下，仍然去承受、擔當，運用自己的力量努力解決問題。就像夾在石頭縫里的小草，看著柔弱，但在那里無聲地承擔，這種力量最后甚至能掀翻石塊。”遲寶東解釋。

　　在這個意義上，連順境逆境都顯得沒那么緊要。時代的風向更順、人們重視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時候，葉嘉瑩做著她認為重要的詩詞傳承工作；時代的風向沒那么順、人們忽視這些的時候，葉嘉瑩依然做著她認為重要的詩詞傳承工作。

　　她吹拂著屬于自己的清風。

　　時代的饋贈

　　“一個人，能夠在時代更迭中心緒不亂，是很了不起的。大家彷徨或者狂熱的時候，她始終堅守著自己，不逞強，也絕不失落，堅信時代有一天會需要她做的事。”浙商總會顧問、浙江人文經(jīng)濟研究院顧問鄭宇民說。

　　鄭宇民曾組織浙江的企業(yè)家們看過多場紀錄片《掬水月在手》，近幾年，又為中華經(jīng)典誦寫講大賽“迦陵杯·詩教中國”詩詞講解大賽等詩教項目提供了諸多支持。

　　他認為，詩詞是中華文化的芯片，高度濃縮，又可以隨時激活。而葉嘉瑩的百年人生，能給企業(yè)家們帶來精神洗禮，讓我們國家在特殊轉(zhuǎn)型時期獲得新動力。

　　2015年，南開大學在八里臺校區(qū)、葉嘉瑩喜愛的馬蹄湖畔為她修建起一座可用以講課、治學、辦公、生活使用的“迦陵學舍”，名字取自葉嘉瑩的號——迦陵。從此，葉嘉瑩正式結(jié)束跨洋奔波的日子，留在了南開園。

　　學舍建設期間，聽過葉嘉瑩課的人們紛紛響應。加拿大華僑劉和人、澳門實業(yè)家沈秉和主動聯(lián)系校方捐款；橫山書院的學員們提出要負責學舍的全部內(nèi)裝和家具；徐州一位喜愛詩詞的企業(yè)家魏垂谷親自押車，送來一塊重達半噸的靈璧石……

　　魏垂谷曾數(shù)次攜家人來天津聽葉嘉瑩講課。他學詩的初衷是：“我們做企業(yè)很多年，每經(jīng)歷一段歷程，都要總結(jié)得失。現(xiàn)在生活節(jié)奏快，就想用一句話、一首詩把體會提煉出來。”

　　看葉嘉瑩的書，聽葉嘉瑩的課，魏垂谷感受到一種做人境界的提高。“她是為國家、為社會、為詩詞傳承在做事，聽她講詩能叫人積極向上。”

　　今天，走進迦陵學舍的內(nèi)院，人們能看到北京恭王府送給葉嘉瑩的兩棵西府海棠，保定蓮池書院送來的一壇古荷花，山東菏澤送來的若干株牡丹，北京園林研究者們送來的幾棵梅花。學舍西側(cè)外墻，還長著一株由葉嘉瑩在加拿大執(zhí)教時培養(yǎng)的學生們送來的紫玉蘭。

　　“吃百家飯穿百家衣。一燈相續(xù)百千燈，傳燈錄上名無數(shù)。這些海外華人、企業(yè)家、各界人士為什么都要出這份力？因為我們的詩詞文化有向心力和凝聚力。”張靜說。

　　花開花落，生生不息。播下多年的種子，會生發(fā)，會壯大。

　　近年來，南開大學已連續(xù)承辦了五屆中華經(jīng)典誦寫講大賽“迦陵杯·詩教中國”詩詞講解大賽，又開展“詩教潤?quán)l(xiāng)土”活動，探索怎么促進詩詞文化在鄉(xiāng)村的傳播。

　　今年9月，他們在抖音上開辦了“荷畔詩歌節(jié)”系列節(jié)目，通過短視頻給網(wǎng)友講詩詞。而由葉嘉瑩領銜講解的短視頻版《唐詩三百首》去年開始更新，一年來，累積播放量已超1.5億次。

　　南開大學文學院院長李錫龍說：“今天，人們都在討論對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創(chuàng)造性轉(zhuǎn)化、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，各地也都在探索怎么落地、怎么找抓手。南開大學文學院做的這幾個詩教活動也越來越受關注。”

　　風輕日暖。張靜這兩年經(jīng)常忙到失去周末和假期，切身感受到“傳統(tǒng)文化熱”與“古詩詞熱”。疲憊時，她會想想老師葉嘉瑩，想想一個朋友跟她說過的“每個時代都要有每個時代的講者”。

　　“顧隨先生在戰(zhàn)火紛飛的時代，保留了我們的薪火。葉先生在改革開放時期回到國內(nèi)，推動見證了我們傳統(tǒng)文化復興的整個過程。我們站在這樣的新時代，對于傳統(tǒng)文化的弘揚應該做出怎樣的努力？”這個問題，張靜一直在邊做邊想。

　　大洋彼岸，張元昕仍抱著年少時立下的“弘揚中國文化”之志在哈佛大學繼續(xù)求學。在她讀書的東亞系一樓，有一間大教室，掛著一副對聯(lián)：“文明新舊能相益，心理東西本自同。”

　　“我想，到了最高的境界，中西文化是有相通之處的。”她提起學校里已舉辦了五六屆的中國詩詞朗誦大賽，來自各個國家族裔的學生背誦著喜歡的詩詞：有華裔學生穿古裝背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；有白人女生穿唐裝背王維的《終南別業(yè)》；一位黑人同學聲情并茂地演唱了《水調(diào)歌頭》（明月幾時有）；來自俄羅斯和印度的兩位一年級同學展示了李清照《如夢令》（昨夜雨疏風驟）的綠肥紅瘦……

　　“這些學生的文化背景、專業(yè)各不相同，中文水平也參差不齊，但都這么熱愛詩詞，這難道不足以說明中國詩詞是屬于全世界的文化瑰寶嗎？”張元昕說。

　　五年前，她和母親在美國為華人孩子和他們的家長開辦了“詩教班”。“在講詩時，我們也盡量像葉先生那樣，讓孩子們感受到詩人的品格和修養(yǎng)，讓他們體會到詩人的內(nèi)心世界。以前的我總覺得，要像先生一樣在大學教書，甚至在名校教書，才能達到我的志愿。但現(xiàn)在我覺得，哪里有因緣，哪里有機會，我就去哪里。只要能教學，能研究我熱愛的詩詞，就是很大的福報了。而且，我在學校教書的同時，也要繼續(xù)辦詩教班。等這一代學生畢業(yè)了，我們就繼續(xù)招生，教好下一代孩子……”張元昕說。

　　“每次去見先生，先生只要精力比較充沛，就會問：張靜，最近有沒有什么好的學生？”在今年中華經(jīng)典誦寫講大賽“迦陵杯·詩教中國”詩詞講解大賽的一次專家評委會上，張靜這樣說。

　　“我做老師后，第一次回去看葉先生，她問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：有沒有好的學生？”黃曉丹也說，“她就關心這個問題。我說有，她就說你把學生作業(yè)拿來我看一下。后來每次見面，她都要問這個問題。”

　　這個問題成了“葉嘉瑩之問”，被她年復一年地一次次問起。

　　有沒有好的學生？

　　1980年元旦，聽葉嘉瑩講詩入了迷的徐曉莉給葉嘉瑩寫了封信，沒想到很快就收到她熱情的回信，還寄了照片，并托侄子送來兩本談詩的著作。“我想這可能是因為葉先生得到了她想要的回饋，看到她想傳播的東西在我心里發(fā)了芽。她總說老師有薪盡火傳的任務，希望像火種一樣，點燃更多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。我可能就是一個被點燃的火種。”徐曉莉說。

　　有沒有好的學生？

　　2003年，南開歷史系的碩士研究生汪夢川即將畢業(yè)，博士想讀中文。“年少輕狂”，他把自己平時寫的詩詞打印出來，塞進要寄給葉嘉瑩的信封，還在信中說：先生啊，現(xiàn)在名師好找，因為在明處，好學生可不太好找。沒料到葉嘉瑩讀信后，專門派秘書到歷史系找這個沒留任何聯(lián)系方式的學生，邀請他來聽自己的小課。

　　有沒有好的學生？

　　2009年春，11歲的張元昕和妹妹在溫哥華第一次見到葉嘉瑩。此前，已經(jīng)能背誦上千首古詩詞，并開始詩詞創(chuàng)作的張元昕從電視上看到葉嘉瑩的故事，與外祖母各寫了一封信給她。葉嘉瑩在回信中說：“元昕如此愛詩，甚為難得。其所作亦有可觀，只可惜未習音律，如有機會見面，我可當面為她講一講。”

　　在溫哥華，葉嘉瑩教兩姐妹音律，告訴她們學詩與做人的道理。午餐時分，她給兩個小客人講中國的“兩個半詩人”：屈原、陶淵明和半個杜甫。

　　“為什么杜甫是一半呢？因為杜甫說過‘語不驚人死不休’。一說這話，就說明還是有和別人攀比的心。而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不和別人攀比，是實現(xiàn)自己內(nèi)心的一種價值。這個境界正好對應馬斯洛提出的七種需求層次理論的最高層次，就是自我實現(xiàn)（self－actualization）。當時，葉先生拿出一支鋼筆，在一張餐巾紙上把self－actualization寫給我們。她說陶淵明的詩‘千載后，百篇存，更無一字不清真’。因為陶淵明不是為寫詩而寫詩，他直抒胸臆，想什么就寫什么，從來沒有過和任何人攀比的心。這樣的詩人、這樣的品德才是我們現(xiàn)代人真正應該學的。”張元昕說。

　　回國傳道后，葉嘉瑩筆下的詩詞，寫滿了對傳承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命脈的殷殷期盼。

　　“蓮實有心應不死，人生易老夢偏癡。千春猶待發(fā)華滋。”

　　她說：我雖然老了，但我對國家、對文化的癡心依舊。相信只要有種子，不管百年千年，中華文化和我們的詩詞都會開出花結(jié)出果。

　　2016年9月10日教師節(jié)當天，南開大學幼兒園的小朋友們來到文化學者葉嘉瑩先生的處所——迦陵學舍，為老先生送去節(jié)日祝福。新華社記者 李靖 攝

　　“天池若有人相待，何懼扶搖九萬風。”“柔蠶老去應無憾，要見天孫織錦成。”

　　只要有可以培養(yǎng)的人在等待，我就不辭辛苦。希望自己“柔蠶吐絲”，最終能被后輩學生們織成美麗的錦緞，那也就沒有什么遺憾了。

　　走過一個世紀，這便是葉嘉瑩最大的心愿。（記者王京雪 劉夢妮 雷琨 實習生王嘉琪、臧澤萱對本文亦有貢獻）